儒家诗教:首先做个不麻木的人

2017年底,一年将尽之际,突然传来诗人余光中的死讯,引发一番热烈怀念。能有如此荣哀的诗人,当今可谓是异数。新诗在出版界一直是票房毒药,香港尤甚,许多香港诗人的诗集出版都要申请得到资助,方能面世。

诗到底有甚幺用?这是许多人对读诗写诗,与及坚持出版诗集之诗人的疑问。回头细想历史,总会觉得奇怪,华夏一直以来都是「诗的民族」 ⸺ 就百姓日用来说,传统建筑、庙宇古剎、四合院舎、酒楼食店等地方,都有对联;农曆年时张贴的挥春、书画与壁上的题诗、文人雅玩、民间童玩,都有题诗。这些全是诗的实用,在生活中显现,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只要一经诗句品题,彷似画龙点睛,器物都活了起来。

至于儒家,最重「诗教」,在诗的形式之外赋以诗的内涵与价值。孔子向学生高呼:「小子,何莫学诗乎?」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一直梦想要复兴周朝的礼乐,所以经常梦到制礼作乐的代表人物:周公。

立礼成乐之先是「兴于诗」。兴字可作两解,一者兴起,二者兴趣,两义俱存,只因孔子之教,既因材施教,也因时施教,年青人处在感情易感易动的阶段,授之以诗,既合其心理发展,学习成效也佳,再说,学童处于记忆力强的年纪,以往许多蒙童课本,都採用诗的形式,一者句式齐整,二者音节铿锵兼押韵,学童背来朗朗上口,如《三字经》、《千字文》等,均出于名家之手,精练而深刻,幼年背诵,终生受用。直至民国初年,新式教育兴起,旧日的蒙童课本一律废除,诗教顿失所依。

儒门之学,以礼乐化民为终极理想,但是孔子所身处的时空,礼乐已僵化为行礼如仪,孔子重新发掘礼乐的精神,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没有仁心,礼乐只是徒具虚形。「仁」既是礼乐精神的核心,也是孔子学说的核心,然而,仁是甚幺?孔子没有定义,只就个别学生的生活具体情况,点拨如何作为,才是「仁」的表现。

到了宋初,程明道的《识仁篇》,以中医的角度说,仁就是不麻木;反过来说,就成为四字词语:麻木不仁。我们现今见到许多为政者的表现,都可用这四字来概括:麻木不仁。

仁者,二人,偶也。俗语讲:过得人,过得自己。西九高铁一地两检通过,香港众多权贵异口同声说,无损香港法治。鲁国权贵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以正,上行下效。为政以伪,上下交征以利,权贵讲一套,做一套,口说爱国,却送子女移民外国;政治腐败,重责在上,世风败坏,全部责任均在权贵的败德言行。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教育高官不欲自己子女接受爱国教育,全送往国际学校。正是:「己所不欲,全施于人」,所以「在邦有怨,在家有怨」,教育是香港人最切肤之痛,因此对整个特区政府充满怨气。

所谓「诗言志」,回到前面最初的问题:「诗到底有甚幺用?」答案可以是「学诗让你立志,首先做个不麻木的人。」由诗感立志为人做事,正如孟子承继孔门儒家为政以仁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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