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国家正统史书,称「正史」,里面有「儒林列传」专为有价值的读书人撰写传记。「外史」意指不被列入正史的人/事。《儒林外史》书名来源于此,具有讽刺意味。

不论内容深度还是文学层次,《儒林外史》都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我们也还可以站在现代视角去阅读/欣赏。

虽然小说故事设定在明朝。研究者都认为它绝大部分取材于作者吴敬梓的亲身经历和见闻,里面大部分人物也被考证出确有其人。

小说第一回,用元代清贫有品不肯出来做官的王冕来「隐括全文」……这是利用「真实」人物来暗示里面叙述的故事都「真正」存在于人间社会。

所以,读者可以引伸出:小说里描写的丑陋人性、恶劣的社会风气、弊端丛生的考试制度与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以及人类扭曲的价值观……等等,不只是明朝/清朝,它更存在于每个时代;今天阅读它,也可以在我们的时代找到印证。

中国古代从隋朝开始採用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因此,所有从小被安排读书的孩子,注定人生只有一条路:用心读书,之后参加科举考试,考上秀才之后再考举人、再考进士,然后等着朝廷派遣任官。

这本来源于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孔子要先「修身/齐家」,包括个人修养品德以及充实学识,有能力治理一个家庭的人,才有资格进一步治理国家,有能力治好一个国家的人,进一步可以让全天下都太平。

绝大部分的人都放弃「修身/齐家」直接奔向唯一目标「治国」。此所以,《儒林外史》里的读书人都逸出正常轨道,不但变形而且变质,反而重度污染社会。

回头看二十一世纪华人的少儿在成长过程中,也都只有一个共同志愿,都挤在一条狭窄的巷弄:考上第一志愿大学。

《儒林外史》里学生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明太祖时,又规定考试必须使用八股文。这跟我们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国文老师训练学生「作文」(现代八股文)有什幺不同呢?

孔子的教育理念本来很好,却无法实践。当前我们国民教育强调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也没有错,可是在实践过程中不也严重倾斜吗?

如果我们用心观察,跟《儒林外史》同样的社会/政治生态几乎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新闻里得到印证。它告诉我们:不论古今中外,人类本性几乎完全一样,只因时代、地域不同,编织出形式不同的版本。

《儒林外史》扫瞄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闾里豪绅以及失意文人的世界,包括他们外在的读书/生活/工作,以及内在心理的浮沉/潜意识的流动/人格的分裂等等。

它一方面用冷漠的语言、讽刺的手法呈现人类负空间的种种情境;另方面,又用很温暖的文字叙述少数高格人物的行为。

小说第一回,就用清贫有品不肯出来做官的王冕做为全书开头,回目用「隐括全文」四字像告示一般,建立一个品学兼优的知识份子範本。全书最后一回轻描淡写四位跟科举无关、身分平凡的「奇」人,用来结束全书;小说前后用这样人物来「包裹」整本书,非常清晰地表达作者的价值观:人格与品质的高低决定个人的真正价值,它跟是否读过书完全没有关係。

第二回以后,开始出现系列的真实事件,例如极端恶劣的知识份子如何地为非作歹,偶而穿插优质人物如何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过,这些特别好或极端坏的人物并没有用去《儒林外史》太多篇幅。

让《儒林外史》具有内容深度及文学价值的是,它掌握人性内在极为複杂的纹路,走进人物内心的深处,也看到人类的本质充满变数……在高度技巧的运用中,读来必然觉得丝丝入扣!

人性是多面的,例如作奸犯科的潘自业固然不是什幺好人,但他只凭一封介绍信便热心照顾匡超人,充满感人的江湖义气。又如余特本来是社会公认在品性文章上是从古没有的大好人,可是他却曾经接受贿赂来关说人命,成了他人格的白璧之瑕……。

更精彩的是捕捉潜意识被矛盾价值观纠缠/扭曲却完全不自知的人物。例如已经六十多岁的秀才王玉辉,他一生都用心遵守社会规範,更怀着一片善心,立志编写三本有关礼教的书想用来「劝醒愚民」。有一天,他的女儿想绝食为去世的丈夫殉死,他说:殉夫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后来绝食而亡,他难过地跑到苏州散心,看见一名白衣妇女便想起女儿,忍不住地伤心。他的心底多幺矛盾与冲突!他违反天性而遵守当时礼教竟鼓励女儿自杀,却抑制不住内在真心的不捨,这是礼教与父爱的强烈冲突。

如果王玉辉是无品滥行的小人也罢,偏偏是忠厚笃实还想造福乡梓的老好人。他想编书「劝醒愚民」,而他恰恰就是最严重的「愚民」!这种讽刺真是深刻得近乎残忍。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人类具有多面并且纠缠的性格。比起王玉辉,吴敬梓笔下的马纯上(马二)又是另一番胜景。

马二是中国第一位编辑考试用参考书的人。他非常认真地挑选八股文範本,并加以批点解说,「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既不肯误人子弟,又不肯自己坏了名」。

他参加科举考试二十四年都失败,却毫无怨言,从不走歪门邪道,一丝不苟秉承八股正宗的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

他不但忠厚朴实,更具有儒家的仁者之心,勇于帮助别人;他还有宗教家的实践精神。他有很多乐善好施的行为,例如出钱帮助萍水相逢的匡超人回家乡、出钱帮助蓫公孙赎回枕箱等等,令人尊敬。

马二先生有说不完的优点。同时,他又有让人叹息扼腕的弱点,例如他崇拜科举制度到了很迷信的地步、他遵守礼教信守规矩,反而变成拘谨呆板甚至扭曲天性、他的物质生活极为困窘,却花很多钱帮助缺德的小人。吴敬梓还用非常含蓄婉转的手法,表现他生理上的欠缺以及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单单从〈马二先生游西湖〉这一段来看,作者使用虚笔/实笔反映他在饮食/情色上的匮乏;又用象徵手法表现他不自知的潜意识。实在是一篇绝妙好文!

此外,人的品质也是变动不居的……

例如匡超人。原来是一个纯朴、孝顺、善良的乡下人。第十六回回目讚美他是「大柳庄孝子事亲」。然而,他离开家乡后,开始招摇撞骗,诋譭恩人马二,拒见入狱的恩人潘三、说谎重婚、当枪手、伪造证件……无所不为,变成极为丑陋的恶劣小人。

为什幺一个纯朴善良、愿意读书上进的农家青年,在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日趋下流成为市井恶棍?作者没有必要明白说出原因,读者可以从匡超人的生成背景、环境的引诱等等自行解读其所以然!

《儒林外史》大约容纳二百八十名人物,表面上看,他们各自起落、互相很少关联,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有些人物时常互相影射、互相补充,串连起来就会得到很丰富的意义。

例如周进跟范进,明明是两个独立的人物,但串连起来,就成为一个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半生和中举授官的后半生的完整人生,它正是代表当时所有读书人的生命历程。

从写作层面来看,周进、范进其实是同一人;或者说,一个人分成两部分来描写。

小说里有很多地方刻意出现两人「相同」。例如,两人生命遭遇完全一样,都从小参加考试,考到花白鬍子(范进五十四岁、周进六十岁)还没考上秀才,考上前都落魄潦倒,受尽欺凌。(周进被秀才梅玖冷嘲热讽,范进受岳父胡屠户谩骂鄙视等等)考上后立刻飞黄腾达。他们能够成功,完全依靠运气,不是实力。

此外,两人名字都有「进」字、两人考上后都授官「御史」,一个钦点广东学道、一个钦点山东学道。又有一「东」字相同。这些相同的地方,读者读来未必经心,作者却绝非无意。

把两人串连起来,可以看到一个读书人在考上前,都像「周进」一样悲凉(在考试院撞向号板伤心欲绝);中举后像「范进」一样高兴得发疯。

《儒林外史》并没有描写两人各别的性格特质,因为作者无意表述单独人格。小说利用这两人串连成一个人,用来来代表芸芸众(书)生的共同意向与命运。尤其周进是全书第一个出现热衷于功名的读书人,他跟范进加起来的人生意义表达得非常清楚。

在小说书写技巧上,两人出现交集时,时常有不同的变化;例如有时是双行并写、有时是单行直述。像中举前的寒酸,周进部分是细写、范进则略写。周进见号板而痛哭,范进中举而发疯,一个是之前极抑郁、一个是之后欣喜欲狂,这表示范进中举前一定也抑郁、周进中举后必然也狂喜。等到两人都中进士后,又细细描写范进而略写周进。两人不但互补,在技巧上是参差用笔,使得繁简异趣、虚实相替。

《儒林外史》在讽刺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引起很多人学习模仿,造成晚清流行一时但远远比不上的「谴责小说」。

总结一句,《儒林外史》是古典小说中空前绝后的讽刺杰作。

◆ 本文原刊载于《联合文学》杂誌第407期。

郑明娳

一九五○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师範大学国文系、国文研究所毕业。国家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师範大学、玄奘大学、东吴大学等校,并曾获一九七六年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论评奖,一九七八、七九年教育部研究着作奖,一九八七年中兴文艺文学评论奖、新闻局优良学术着作奖助,一九八八年国家文艺文艺理论奖、十大杰出青年金手奖,一九九二年中山文艺散文创作奖等。着有《葫芦,再见》、《现代散文欣赏》、《现代散文纵横论》、《现代散文类型论》、《现代散文构成论》、《现代散文现象论》等,《古典小说艺术新探》等数十种、编有《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等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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