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不做邪恶的事情,网路巨人如何建立公司文化 Google 是间神祕且低调的公司,独特的公司文化也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你总是搞不清楚他们暗地里搞些什幺东西,一堆天花乱坠的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此外他们是如何挑选员工、如何分配工作人力、又是怎幺生出「不做邪恶的事(Don't be Evil)」理念的呢?

Google 为什幺做很多让人觉得疯狂的事?

2005年某一天,玛丽莎.梅尔试图向外界解释,Google的疯狂实际上在于奇思幻想,而不是需要被紧身衣箍制住的疯子。这主要回应外界对于Google冒险跨越搜寻业务的反应,他们认为Google已经失控,就像酒醉的特技表演者向空中抛掷小球一般。而这还是Google决定重新改造能源产业、医疗讯息基础设施、丛书出版、电台广播、电视和电信等产业之前的事。

梅尔承认,从外人的眼光看来,Google的新事务流程可能真的很奇怪。Google莫名丢出那幺多项目,好比在打霰弹枪,打得满天烟雾,再利用工具和测量办法,看看自己是不是打中了什幺。有时它尝试的点子,看来的确很不适合Google,或就是让人觉得很奇怪。

最后,梅尔脱口说出她自身体会而得的Google企业祕密:「如果你不明白拉里和谢尔盖是出身自蒙特梭利(Montessori)的小孩,你就无法理解Google。」。「蒙特梭利」是指根据义大利医生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教育理念而设立的学校。1870年出生的玛丽亚.蒙特梭利认为,应该让孩子自由地去追求他们感兴趣的东西。(《Google 总部大揭密》P.147)

Google 要的新员工,智商要高于现有员工的平均水準

Google招聘时的严格做法已成为业界传奇。Google第一任研究总监彼得.诺维克(Peter Norvig)曾说Google的做法是「沃比刚湖策略」(Lake WobegonStrategy),也就是说,录取的新员工智商必定高于目前员工的平均水準。最基本的要求是拥有非常高的智商,而且还要有挡不住的雄心壮志。

更令人难以捉摸的标準,是要求员工具备「Google特质」(Googliness)。那时Google还在沃齐齐家,全公司只有四人,正準备面试第五人时,才使「Google特质」这标準明确显现出来。「他是我们在史丹佛大学认识的一个聪明家伙,」克雷格.施维尔史丹说。不过他好像也不是那幺聪明,因为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他反而一直教训两位创办人,说Google犯了什幺跟什幺错误,如果他们够聪明可以聘请他来的话,那就还有机会能够修正那些错误。

「当时我们确实很需要人手。」施维尔史丹说。但也不能因此就牺牲公司的文化。当那位面试者离开后,施维尔史丹很明确地表示:他跟我们不合。「每个人都体认到,公司刚起步时找来的员工,会为整个公司定下基调。」他说。(《Google 总部大揭密》P.167)

不做邪恶的事!这是怎幺来的?

以前在英特尔工作的时候,公司会发张小卡片给你,上面列着企业标榜的价值,你可以把它夹在自己的识别证,如果碰上什幺你不能接受的情况,可以拿出你的小卡片说:这违反了第五条价值!「这让我觉得很不爽,」布克海特后来回忆道:「所以,我也想提个既让大家不爽但又有趣的东西。突然我就想到一句:『不做邪恶的事。』简单、动听,而且很有趣。

大家听完都笑了,不过我说,『不,我说真的。』」这个口号果然就让史黛西.苏利文觉得不太好,因为它听起来很消极。「为什幺不改为『要做好事』,或者比较积极的说法呢?」她问道,玛丽莎和萨拉尔也这幺认为。但是,这些电脑怪才——布克海特和巴泰尔——坚决不让,认为「不做邪恶的事」这说法非常完整。他们奋勇击退别人的反对。「他们就是喜欢这种说法。」苏利文后来叹口气说:「工程部门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他们不想跟微软一样,不愿成为一家邪恶的公司。」(《Google 总部大揭密》P.173)

70-20-10:神奇的工作分配演算法

2005年的时候,Google确立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平衡它的工程人力:「70-20-10」。也就是说,有70%的工程人力处理搜寻和广告业务;20%用于重点产品,如一些应用程序等。其余10%则用来做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通常就是员工以20%时间来自由进行的研究开发案。跟其他措施相比,例如让员工自由支配20%时间,虽是媒体曝光率最高,也被视为Google一些重大创新的起始根源,但这个「70-20-10」的公式则是Google神奇的工作分配演算法。

随着岁月流逝,Google管理制度也逐渐定型,对于2001年那齣裁减中层主管的闹剧,布林和佩奇都像患了失忆症。我问佩奇,他坦承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当时我们的公司才两岁,」他说:「你会尝试许多不同的事,然后才会知道有些有效,有些行不通。」(《Google 总部大揭密》P.195)

没有助理的大老闆

Google坚决不愿摆大企业派头的最佳写照,也许是2007年创办人採取的一项惊人举动。过去几年来,布林和佩奇一直都有四位伶俐的女祕书协助处理一些组织和文书工作,这四人被称为LSA,其实意思就是:「拉里和谢尔盖的助理」(Larry and Sergey Assistants,但Google人把LSA看成一个组织似的,他们会说「我会跟LSA问问看谢尔盖能不能来参加这会议。」)。这套办法似乎挺有效率,但布林和佩奇却觉得很拘束。

他们也注意到,大家如果对他们有什幺请求,透过助理来安排显然容易得多。「大家想找我,也不愿自己过来问。」佩奇说:「他们会去找助理。」当有人想找老闆开会,LSA的祕书就必须去徵询佩奇或布林想不想去。但事实上,这两位创办人从来就不想去开什幺会。所以有一天,布林和佩奇就突然把LSA解散了。

而且从此以后,他们都没再找过任何助理。不管任何时候,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就自己做。布林有时发现哪个案子很有趣,他就直接跑去那工作。有时候他或佩奇想去哪,搭着飞机就去了,连公司通讯部门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上哪去了。(《Google 总部大揭密》P.197)

本文摘自:《Google 总部大揭密》、财信出版(20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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